习在厦门(九)“像习副市长这样对地方志感兴趣的领导真不多见”

  1985年6月,同志到厦门来工作,担任副市长,很想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民情,想借几本相关的书籍,便通过人找到了我。作为地方史志工作者,听说新来的市领导首先就借阅地方史志,我非常高兴。当时的情况是,只有旧志,就是道光年间编纂的《厦门志》,之后民国年间编纂有一个《厦门市志》尚未出版,解放后编纂的这一本也没有整理出版。同志希望看时代近一些的、稍微简单一点儿的地方志。我就把我的那本《厦门地方史讲稿》,加上那本道光年间的《厦门志》,转借给他。

  这次谈话,让我觉得同志和我当年接触过的有些领导相比,确实有点不一样,感觉他很不平凡。首先,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鸿沟。他是副市长,我是市政府工作部门一个副主任,差得老远的,但我感觉他没有把我放到下属的位置上,而是虚心与我探讨历史问题。再就是感觉我们之间没有代沟。1985年,我已经将近60岁了,他那年才32岁。虽然我们的谈吐和表达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地方,但我们谈话是非常融洽的。我们聊天的时候,有什么讲什么。从聊天中能够感到,他非常想了解厦门的情况。像他这样对地方志、对历史重视的领导真是不多见的。还有就是感觉他非常平易近人,谦和礼貌。他称呼我“洪老师”,这让我感到非常亲切。

  好的。因为我们聊天不是在同志的办公室,而是晚上在他家里,氛围比较轻松,所以聊得也就比较自然。我们交流厦门的地方史,天南地北、海阔天空,从唐代开发厦门的“南陈北薛”,一直到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和发展,聊得范围很广。他不时插话。在我们见面聊天之前,他已经看过我写的那本《厦门地方史讲稿》,所以我介绍情况过程中,他经常会向我提问。

  比如讲到“南陈北薛”时,我说根据《厦门志》和好多地方史书文献记载,对唐代迁居厦门的汉族人历来都有“南陈北薛”的说法,指的就是洪济山下的南面和北面,有姓陈和姓薛的聚族而居。我说到陈姓是从长安来的,他就说:“哦,还是从我们陕西来的。”

  我讲到,厦门历史发展最大的特点,就是与华侨关系密切、和台湾关系特殊。他听了很有兴趣,可能他过去对华侨、对台湾这些方面接触得比较少,所以一说起这些,他好像兴趣就更强烈了。我跟他讲,厦门是华侨进出祖国的主要港口,也是福建侨会的集中地,闽南地区的华侨出国、回国都要经过厦门,厦门近代化城市建设,大部分也是华侨投资建成的。我还跟他讲,清政府在1683年(康熙二十二年)收复台湾后,台湾和厦门是同一个行政单位,叫做台厦兵备道,既管台湾也管厦门。从那时候到雍正年间,有43年台湾和厦门都是同属一个行政区划。另外,清政府收复台湾后,还规定了一条:所有大陆与台湾的交往,不论官方或民间,都只能通过厦门对台湾的鹿耳门渡口这个唯一通道来进行,这就是厦门与鹿耳门的单口对渡。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,这种关系维持了整整100年时间。

  我后来跟别人讲,这个新领导很不简单,他对厦门的历史这么重视,说明他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,也一定会很关注厦门的发展。后来果然是这样,他的确很想干一番事业。那次聊天后没过多久,我听说他在主持农村工作会议的时候,还谈起古代厦门“南陈北薛”的典故。同志刚来厦门工作,就对厦门的历史如此清楚,这让与会的同志感到很惊讶,也很佩服。

  我1983年到1992年间,一直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,我去他家的次数也不多,就是开会碰到了说说话。我印象中,要地方志办公室提供材料的领导同志一共有三位,第一位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,然后就是同志,后来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。所以当同志提出要了解地方志的时候,我受宠若惊,非常高兴地接待他。

  我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研究,所以我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任何一位领导。包括我自己写的书,也从来没有主动去送给领导。我感到同志对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想了解,即使有些不是他分管的工作也同样希望多了解,感觉他是个有事业心、有责任感、敢担当的领导干部。

  另一件事,就是后来同志主持“厦门市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”课题,编写《1985年—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》。这项工作是他主抓的,最后真的做出来了。我感觉当时在全国,能进行这样的战略研究的地方似乎不多。方志办也参加了这个研究项目,与统计局合作承担了其中一个课题,其中有关厦门市经济社会演变这一部分内容由我执笔。正是因为编这本书的缘故,我与同志有一些交流的机会。当时拍了照片,但我现在找不到了。我属于“不叫不去,有叫必去”的那种人,我知道他很忙,所以没有特意主动去找他交流。他当时除和省里同志交流,也邀请了省外专家听取意见。在组稿写稿过程中,他讲过几次话,主要讲写作的侧重点。

  后来我们就没有再怎么联系了。在他离开厦门好多年后,他在省里当省长,有一次在鼓浪屿音乐厅听钢琴演奏,演奏结束,音乐厅灯光亮起来,我看到他,他也看到了我。他当时坐第五排,我好像是坐第二或者第三排,我记得陪同同志一道的还有当时的厦门市长朱亚衍、市委常委黄杰成。散场以后,我们互相点点头,没想到他还记得我,喊我一声“洪老师”,这让我难以忘怀。